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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3 05:36:42 | 顯示全部樓層
原發表者是 jly

講難聽一點就是 , 放你x的xx[!] [!] [!] [/B]


這位同學,罵人可是低級動物的表現!請你自重!!!你X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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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3 08:26:47 | 顯示全部樓層
原發表者是 MyAVDay



能適應下來的生存者, 自然需是鬥志力強, 毫不認輸的(鬥爭! 再鬥爭! 絕不能夠倒下...[xx(])

P] [/B]


這也是被逼無奈![xx(]
國民黨逃亡政府盜竊走全中華民族的所有財產、積蓄去臺灣,剩下大陸這一無所有的爛攤子,再加上美帝、蘇修的經濟封鎖,大陸四億多民眾要生存要發展,你說怎麼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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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3 08:37:49 | 顯示全部樓層
原發表者是 MyAVDay


話說回來, 好像偶們的"陳先生", 也跟上述者粉像喔!?[] [/B]


昨晚「試坐」你沒去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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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3 09:11:11 | 顯示全部樓層
原發表者是 jly
[B]吵政治話題的人請自重!
[/B]


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帶走了大陸幾乎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匯儲備。這筆錢有多少呢?大約865噸黃金及兩億美元現鈔,還有大量的機器設備和海外資產。按當時價格計算,折合美元十億多一點。二戰後重建歐洲,美國提供了50億美元,帶來了西歐戰後的繁榮。西歐的人口大約是臺灣人口的15倍。也就是說,臺灣的重建資金是西歐國家的3倍。比較一下就可知道這是一筆多麼巨大的資金!這筆錢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用當時5.4億全體中國人民的積蓄和財產來養活1千萬臺灣省人,臺灣人的日子當然好過了。[!]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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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3 09:13:56 | 顯示全部樓層

國民黨爲何落敗臺灣?

國民黨為何落敗臺灣?

國民黨腐敗統治在台重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回到祖國的懷抱,慘遭50年奴役的臺灣同胞熱情迎接來自祖國的官員和軍隊。然而,1947年2月28日,也即在歡慶回歸一年4個月後,臺灣同胞卻在全島掀起了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爭取民主、爭取自治的武裝起義,起義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血腥鎮壓,大概有上萬臺灣同胞死於非命。國民黨對「2‧28事件」的殘酷鎮壓,給臺灣同胞造成了極大的心靈創傷,同時也種下了其對國民黨的仇恨,這種來自內心深處的創傷和仇恨至今未能癒合,深植於臺灣幾代人的心靈上,成為國民黨在臺灣最終失去政權的歷史根源之一。
    抗戰勝利後,臺灣同胞沉浸於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之中。「從50年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的人民,已經興高采烈而至得意忘形」,「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等待著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然而迎來的卻是一批貪官污吏和惡習敗紀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接收臺灣時的種種倒行逆施,給臺灣同胞帶來蔣介石與宋美齡接受歡呼新的災難,以致臺灣同胞對國民黨政府由希望轉為失望甚至絕望。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臺灣同胞每時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國的懷抱。由於兩岸長期隔離,臺灣同胞對祖國的情況很不瞭解,尤其對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本質沒有認識,因而對國民黨的接收人員給予了英雄式歡迎。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80餘人飛抵臺灣,受到臺灣人民的熱烈歡迎。10月17日,國民黨部隊在基隆登陸,受到來自各地久候的民眾歡迎。登陸部隊進入臺北後,30萬市民夾道歡迎,並高唱《歡迎國軍歌》:臺灣今日慶昇平,仰見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10月25日,盟國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於臺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舉行,台澎地區的受降代表由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擔任,陳儀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會場外的廣場上,被前來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群情興奮。為了歡慶回歸祖國,臺北市社會各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遊行。全省上下,到處張燈結綵。這種熱鬧感人的場面,足以用「如醉如狂」來形容。然而,沒過多久,這種回歸祖國的「狂喜」卻被失望、仇恨所取代。原來國民黨根本就不是他們心目中的「孫中山的繼承人、抗日英雄」,而是一群極盡貪污腐敗之能事的官僚集團。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強對臺灣同胞的統治,在臺灣設置了「臺灣總督府」。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對臺灣同胞生殺予奪的大權。在臺灣同胞眼中,總督府是反動、專制統治的象徵。然而,國民黨收復臺灣之初,不設省政府反設一個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公署,這套制度等於是照搬了日本治台的「總督制」,使臺灣同胞產生了「總督制度復活」的錯覺。而國民黨反動政權在接收臺灣之初的種種腐敗行為,更令臺灣同胞極度不滿。
    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後,雖然名義上給臺灣人民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臺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中國普通話為藉口,把許多臺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在行政長官公署9個處的18個正副處長中,只有兩個是臺灣人;在高級公務員當中,台籍人士所佔的比例也很小;在縣市長方面僅有3位是台籍人士(臺北市長遊彌堅、新竹市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且都是曾到大陸求學或工作再返回臺灣的「半山」。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各金融機構和大中型企業,也均由大陸人掌控。此外,許多接收大員還在機關之內大搞「牽親引戚」的用人作風,將臺灣人從職位上撤下來,由一些毫無技能的「濫竽之輩」補缺。如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鍾把一位具有30年經驗的台籍技正弄走,然後由自己的姨太太來補缺;高雄市工業專修學校的一位劉姓校長,竟以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等等。不僅如此,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雖然做同樣的工作,大陸人的工資要比台籍人高出許多,並享有後者不能享有的其他補助。久而久之,當然會引起被排擠在工作之外的失業者及受歧視者的內心不平。
    國民黨到臺灣後由接收變「劫收」。從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國民黨共接收日本駐台的機關財產、企業財產、個人財產110億元舊台幣,各縣市30%的房屋和佔全省耕作面積20%以上的土地。這些企業、銀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從臺灣同胞手中搶去的,本應酌情還一部分給原主,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卻照單全收,臺灣人無緣置喙。此外,一些接收大員到臺灣專門接收金條、洋房、汽車、小妾和高位,中飽私囊,時人譏之為「五子登科」。五子意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對於接收大員們的「劫收」醜態,記者唐賢龍在「2‧28事件」後不久,於南京出版的《臺灣事件內幕》中是這樣描寫的:「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臺灣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的那一套戲碼統統都搬到了臺灣」。吳濁流在小說《波茨坦科長》中則是這樣描繪的:小說男主人公范漢智,向他的新婚臺灣妻子說:「臺灣真是好地方,從重慶只穿一套西裝過來,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這些紀實報告和小說活生生地表現了一些接收大員貪婪、醜惡的嘴臉。
    國民黨派到臺灣的幹部,不乏清廉有能力者,但以權謀私、貪污舞弊者眾。1946年,大大小小見報的貪污案件屢見不鮮,其中比較大的有:任省專賣局局長的任維鈞,被人在《民報》上公開舉出證據的貪污金額就高達500萬舊台幣之多,但依然逍遙法外。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紙業印刷公司經理時,把幾部價值數千萬舊台幣的大機器廉價標賣,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極低的價格買入。李卓芝改調臺北市專賣局長後,接任者發現此事,便向上級告發,但李卓芝僅被陳儀罵了一頓了事。臺灣貿易局局長於文溪,被國民黨中央清查團查出貪污事實後,雖移交法院審理,但「錢能通神」,清查團走後,於文溪不久即從獄中放出。雖然於文溪最後被撤職,但在移交工作時,卻不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單銷毀,而且把倉庫裏的存貨以一些莫須有的名目私吞,如謊稱食鹽被人民搶去1萬擔,紅土(好鴉片土)被白螞蟻吃掉70公斤,糖損失數十萬斤。不用細想就知道這些純屬謊言,1萬擔鹽需要多少人才能搶去?多少白螞蟻才能吃掉70公斤鴉片?且白螞蟻是否吞食鴉片?又如,臺北縣長陸桂祥貪污5億元舊台幣的弊案被報紙揭發後,還沒等到長官公署派人去查,倒是臺北縣政府突然發生一場大「怪火」,連續燒了兩天兩夜,先是把會計的賬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再把捐稅處乾脆燒光,縣政府所有的接收、稅據等原始證據全被「火神」收去了,在無據可查的情況下,5億舊台幣就此不翼而飛。貪污盛行,造成臺灣同胞對陳儀政權的失望與怨恨。
    國民黨接收臺灣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內戰,開始對臺灣進行大肆搜刮,造成島內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糧食奇缺,失業嚴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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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到臺灣後,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業、600多個單位,全部納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27家公司來經營。另外,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度,國民黨當局不僅將樟腦、火柴、煙、酒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由官辦的專賣局經銷,還將鹽、糖、石炭等許多民生物資也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統一承辦,如鹽的專賣由「財政部」臺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台南鹽業公司來承辦。甚至連毛筆、文具、教科書等都由省教育處主辦的臺灣書店專賣,各機關團體若不從該店買文具書籍,會計處不予報銷。此外,與專賣局互為表裏的貿易局、運銷局、燃料調劑委員會等官方機構壟斷了全島工業產品的購銷與輸出,舉凡樟腦、米、糖、紙張、木材等重要物資,只有貿易局可以運銷島內外,進口貿易亦然,以致一些違法官商可以從中牟取暴利,受害、受剝削的乃是廣大的老百姓,從而極大地激化了臺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1947年7月,蔣介石開始發動全面內戰,為準備內戰物資所需、徵集軍糧,將臺灣大米輸往大陸,加之奸商的囤積倒賣,國民黨來台不久,臺灣就鬧起米荒。最先始於臺北市,然後逐漸波及北部各地,之後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間全島各地都鬧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後,不但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趨嚴重。1937年以前,臺灣的大米每斤為0P11元,抗戰期間為0P16元(配給價格),但國民黨接管臺灣後,由於實行掠奪性的「田賦征實」政策及將大批大米運往大陸,致使糧價急劇上漲,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漲至13P4元,到2月20日竟漲至40元,國民黨接收臺灣僅1年4個月,糧食價格上漲250倍,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對於臺灣米荒的狀況,戰後初期被派遣來台的記者王思翔於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臺灣二月革命記》中這樣寫道:「臺灣本來是穀倉,1946年的年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尚有餘,但因軍用米佔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反而比上海還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誅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被飢餓所迫的人們,年輕的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就使牢獄超滿額,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據統計,1946年,臺灣兩季稻收成共640萬日石,臺灣本省所需食米為500萬日石左右,剩餘的足可以應付任何意外或災患。出於內戰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把從臺灣徵收的大米和用肥料從農民手中換來的大米,全部運往蘇北和華北充軍糧了,這才是造成臺灣2月中旬米價再次暴漲與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於米價暴漲,大鬧米荒,臺北出現了一個「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在「2DangerCode;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發生了臺北市千餘人,聚集於華龍山寺口,整隊出發遊行請願,要求解決米荒問題。

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臺灣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儀接管臺灣後,雖然採取特殊政策,繼續使用原有舊台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臺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戰前臺灣銀行發行鈔票約8000萬元,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臺灣銀行總發行額為14P3億元。陳儀來台兩個月後,發行額劇增至20P8億元,1946年5月增至29P4億餘元,1946年底增至53P3億餘元,也即臺灣銀行的發行額,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P8倍。隨著紙幣天文數字般的氾濫,物價當然也就猛漲起來。臺北市50種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臺北市一斤白米的價錢由1945年8月的二毛錢漲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漲到1946年2月的16P8元,再漲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價格上漲6P3倍。其中最慘的是農民,肥料價格上漲高達270倍。另外,由於當時台幣與法幣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即1元台幣兌30元法幣,於是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會分子,便從各種渠道將法幣兌成台幣,在台套購物資,運回大陸高價售出,使臺灣的物資更加匱乏。

百業蕭條伴隨的是失業人口增加。由於統制經濟,剝奪了民間企業的經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聵無能、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破產、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到1946年底,臺灣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業。據1946年統計,臺灣失業勞動者已達80萬人,佔全島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後,約有數十萬的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陸續返台,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失業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會的重大壓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被生活所*而淪為盜賊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發前的二三周,僅臺北市大同區一個星期之間發生的偷盜案就有數十件之多。

物資的缺乏,尤其是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與社會不安。此外,國民黨當局還漫天要價地向臺灣同胞徵稅,更使人民群眾怨聲載道。1947年2月中旬,由於糧食缺乏,各地發生了「搶糧暴動」。同時,島上街頭巷尾還出現了嘲笑國民黨政權的漫畫及宣傳。民間開始對國民黨的官員或士兵到酒樓、飯館白吃白喝進行抵制,甚至出現在大街小巷毆打「阿山」(外省籍的貪官污吏)及在偏僻處搶奪軍人槍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蘇花公路上的一樁慘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蘇澳至花蓮的臨海公路上,一輛公共汽車在半途遇上一群軍人,這批軍人蠻不講理,要旅客下車,讓他們乘坐。司機和旅客不允,這些軍人便毒打司機,威脅乘客。司機見狀忽然改**度苦勸旅客下車,司機駕駛滿載軍人的汽車急速衝向幾百丈深的懸崖絕壁,掉進太平洋。群眾集體反抗事件越來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發生在高雄市郊區灣仔區內的農民集體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頻頻發生勞工「反對解雇」的示威罷工,如臺灣鋼鐵公司、高雄制堿廠、高雄水泥廠、臺北煙草公司、汽車司機等紛紛舉行罷工。甚至連公務員也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政府拖欠薪金而進行罷工或遊行、請願。學生們則進行罷課,學生的領導者甚至主張用實力來解決問題。

整個臺灣,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已在各地頻頻發生的民眾反抗的事件或衝突,其累積的結果就是全島奮起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2.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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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傷痕
不幸的「2.28事件

臺灣回歸祖國才一年多的時間,臺灣同胞的心情已從光復之初歡天喜地的熱望變成呼天喚地的失望,甚至瀕臨絕望,臺灣同胞所累積下來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憤怒正在尋找機會發洩。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查緝私煙的查緝員傅學通、葉根德等6人在臺北市延平路一帶抄查私煙時,查獲一名40歲的寡婦林江邁正在出售私煙,便將林婦的香煙和現款悉數沒收。林婦便以生活困難跪地苦苦哀求發還被沒收的錢、物,但傅學通等人不但不答應,還以手槍槍柄敲擊林婦的頭部,以致林婦頭破血流,當場昏倒。圍觀的路人看到這種殘暴行為,憤慨地一擁而上,把查緝員團團圍住,喊打之聲四起。被群情激憤的群眾所包圍的查緝員一看情況不妙,拔腿就逃,群眾則緊追不捨。為逃離群眾的包圍圈,查緝員便開槍亂射,一個在樓下觀看的市民陳文溪被射中,當場死亡,傅學通等則乘群眾慌亂之機逃進員警分局。群眾看到無辜的市民被射殺,群情更加激憤,蜂擁至員警分局,要求交出殺人兇手以正法,員警卻說已把犯人交給憲兵隊,民眾又趕到憲兵隊,憲兵隊卻說根本沒有這個犯人。憤怒的民眾又回到現場,將查緝員遺留下來的卡車,連同車上緝獲的香煙,全部放火燒掉。

由於案件未得到解決,2月28日清晨,憤怒的群眾便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懲罰殺人兇手」。沿途的民眾陸續加入,使整個遊行隊伍達到數萬人之多。他們高喊「打倒陳儀」、「打倒貿易局」、「實施臺灣高度自治」等口號,並沿街敲鑼打鼓通告罷市。全市商行,立即回應,全部關門閉戶,學生則全部自動罷課。漸漸地,群眾的憤怒情緒已無法控制,遊行示威轉化為暴力行動。他們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憤的民眾便將其圍住痛打,並衝入派出所內,搗毀所有物品。之後,遊行隊伍又向專賣局臺北分局挺進,衝進局內打死該局職員2名,傷4名,並將局內的香煙、酒、傢俱、現鈔,甚至汽車、自行車等都搬到街道上當眾焚燬,一時火光沖天,整整一天都沒有熄滅。下午,遊行隊伍又轉赴長官公署陳情請願。由於長官公署四周已經佈置了大批武裝部隊阻止民眾接近,激昂的民眾不顧哨警的制止就衝了進去。突然公署樓上有機關鎗向民眾掃射,瞬間6名民眾倒地,其中4人喪生,2人重傷,人群便迅速躲閃。但不到一個小時,分散的人群突然瘋狂起來,許多激憤的民眾對身穿中山裝的貪官汙吏追打,焚燒他們的汽車,其中為數不少的外省人公務員被毆打,真正的暴動由此開始。

28日下午3時,激憤的民眾聚集在臺北「新公園」,召開「民眾大會」,決議徹底抗爭。隨即民眾佔據公園內的廣播電臺,播送臺北緝煙血案的經過,號召全島人民一齊奮起反抗。這一消息又經鐵路站或郵電局的電話,一站一站,一局一局地傳下去。3月1日起,事件迅速擴及中南部,兩三天內,各地回應臺北的行動紛紛出現,全島各大城市及部分鄉鎮皆發生騷動,各地憤怒不平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憤之氣。國民黨軍警人員開槍鎮壓,各地死傷的消息頻頻傳出。

「緝煙血案」發生後不久,消息便傳至基隆,憤怒的民眾紛紛起來響應臺北市民的起義。2月28日晚,即有市民進攻警察局,憲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兵開槍鎮壓驅散。3月1日,基隆要塞司令部頒佈戒嚴令,市民以罷市、罷工、罷課對抗,全市頓時成為「死市」,只能聽到軍警鳴槍警告。3月1日至3日,無論市內或郊外,民眾與軍警的衝突頻頻發生,造成多人死傷。

2月28日晚,台中市民收聽到臺北市號召全島人民起義的廣播後,台中市參議會召集台中縣及彰化市的參議員舉行聯席會議,決議支持臺北市民起義,並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即時改組長官公署,二是即時實施省、縣、市長民選。倘若長官公署不接受要求,便立即推動全島性的罷市、罷工、罷課。3月1日上午,民眾在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被推為大會主席。參加大會的民眾散會後在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旋即攻擊台中警察局,解除警員的武裝,扣押局內的槍支彈藥。下午,民眾又攻擊專賣局台中分局,焚燬局內財物後,再前往台中縣縣長劉存忠的官舍,但遭受槍擊,造成死傷數名,民眾因而更為氣憤,衝入官捨把劉等官員痛打一頓,將其監禁於警察局拘留所。晚上,起義的民眾攻陷「七五供應站第四支庫」及「第三飛機廠倉庫」,扣押了300多支槍支,俘虜了300多名官兵。3月3日,自發性組織起來的各武裝隊伍,奪取了台中市黨、政、軍機關,市長黃克立逃逸後被緝獲,全市外省籍公務員及眷屬300餘名則被集中看管。隨後,各武裝部隊經過整合,成立「二七部隊」,控制臺中地區。

3月1日,事件的消息傳到嘉義市。下午3時,由台中南下的三輛卡車載來一批青年,在嘉義中心向聚集的群眾報告事件的經過,並呼籲嘉義市民回應抗爭行動。市民立即回應,各自編製隊伍,以木棍、竹劍等當武器,分頭襲擊市長官捨與政府機關,毆打官吏,燒燬財物。接著襲擊警察局並扣押局內槍械子彈。3月3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與嘉義市參議會聯合舉辦市民大會,成立「嘉義防衛部」,這是當時全島最大規模的民眾作戰部隊。下午,嘉義「民眾部隊」攻擊第19軍軍械庫,並控制嘉義廣播電臺,晚上又攻陷了嘉義市政府。3月4日,「民眾部隊」約3000人大舉攻擊國民黨軍營及政府官員聚集的嘉義中學,經過一番激戰,軍營被攻陷。國民黨軍分兩路逃走,一隊逃向兵器庫,另一隊則進入嘉義水上飛機場內。民眾部隊追擊敗走的國民黨軍,圍攻兵器庫,經過一番激烈戰鬥,國民黨軍隊投降。但國民黨軍隊在投降前把兵器庫炸毀,因而「民眾部隊」未能獲得預期的大量武器。3月5日,嘉義的民兵與來援的台中隊、鬥六隊、新營隊等聯合,合力向水上機場發動總攻擊,佔領水源地及發電廠,切斷通往機場的水電。國民黨軍隊覺得形勢愈趨不利乃提議停戰,並提出市民應將所攜武器全部集中於警察局,向飛機場提供食物等條件,「民眾部隊」未加細想便答應停戰。然而,這只不過是國民黨軍隊的緩兵之計,到了下午,突然出現來自臺北的飛機數架,投下大量武器、彈藥、糧食等,國民黨軍隊獲得補給後,立刻發動反攻,遭遇突然襲擊的「民眾部隊」,死傷300餘人而敗退,國民黨軍乃乘勝攻入嘉義市內。於是,兩軍就在嘉義市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市街戰,雙方僵持了5天。由於從台中南下的援軍及時趕到,「民眾部隊」又把國民黨軍趕到飛機場。在「2.28事件」中,嘉義地區可以說是衝突最嚴重、戰況最激烈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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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只是一種自發的民變,並不是什麼叛亂,其提出的口號也只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而已,但是國民黨當局卻採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南京政府接到陳儀有關「2DangerCode;28事件」的報告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其他高層官員,都認為要以叛亂案處理,派出軍隊堅決鎮壓。在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下,「2DangerCode;28事件」最終以失敗告終,「2DangerCode;28事件處理委員會」被當成非法組織解散,參與「2DangerCode;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員被列為「叛亂首犯」或遭逮捕或被處死。
3月8日下午,就在張慕陶向「2DangerCode;28事件處理委員會」保證中央絕不調兵的一小時後,國民黨的增援部隊第21師抵達基隆,接著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兩個大隊也登陸基隆港。同時,21師的另外3000名士兵則在高雄登陸。這些援軍登陸後,便開始進行血腥鎮壓,狀況十分慘烈。根據基隆市一名職員供述,在他親自看到或聽到的範圍內,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揮下,拋入海中的市民達2000人;凡是被發現有日據時代的任何徽章、帽子、旗子及防空演習用的臂章,其家中的男人一概被抓。一位基隆市民事後講述:「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暫態有數十名、數百人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可能成為槍口的獵物。死傷者到處皆是。我的人生觀與中國觀一下子顛倒過來」。

3月8日當天,陳儀一聽到援軍登陸基隆後,立即下令解散「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頒佈戒嚴令,開始由武裝的特務、憲兵、員警抓捕「叛亂分子」。在鐵路管理委員會執行任務的30多名青年學生則全體被捕,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一位法官是這樣講述的:陳儀於8日下午,先派了一個大隊包圍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將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共200名,亂殺一陣。9日至13日之間,足足四夜,到處都有軍隊在開槍。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是死屍。對於國民黨援軍的濫殺行為,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對華白皮書》中是這樣記述的:3月9日起,在美國領事館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來抗議,即被兩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一位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就從後面開槍。有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就掠奪過來,也搶奪行人的錢財。領事館附近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3月10日,國民黨即將鎮壓台中市的風聲不斷傳來,以致整個台中人心惶惶,秩序益加混亂。「二七部隊」為避免衝突傷及無辜的市民,乃決定撤守埔裏。3月13日,國民黨軍在林獻堂等人的歡迎下進入台中市。雖然不敢公然鎮壓,但特務人員卻暗中綁架、謀殺異議分子,並下令通緝謝雪紅、林西陸、楊克煌等人。3月14日至16日,「二七部隊」與大舉進攻而來的國民黨軍展開激烈戰鬥,但寡不敵眾,彈藥也幾乎消耗殆盡,乃於16日深夜解散,隊員各自找尋逃亡之路。

嘉義市是這次起義中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的地方。3月9日,被包圍在嘉義水上機場的國民黨軍隊,派市長和省參議員劉傅到民眾的「防衛司令部」講和,條件與5日所提的同樣:一是市民所攜武器全部集中於警察局,不得使用。二是市民提供白米20袋、蔬菜水果3000斤。另一方面也派嘉義中學校長唐玄飛往臺北請援。3月10日,「防衛司令部」再次答應,便於11日推舉陳複志等12名代表,分乘兩輛滿載著食物、青菜和香煙的卡車運往機場。不料途中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埋伏襲擊,除了三人逃脫外,其他代表盡被捕殺。失去領導者的民眾軍隊,頓時陷於混亂狀態,且遭受國民黨軍隊的乘勢反攻。12日下午,大批國民黨軍隊空運到嘉義機場,立即在嘉義市內展開抓捕行動,有數百名市民慘遭殺害。

3月6日,高雄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了減少犧牲,彭清靠、塗光明、曾鳳鳴、林介等4名市參議員與市長黃仲圖前往壽山拜訪要塞司令彭孟緝,要求解除武裝。彭聽到這一要求後勃然大怒,加之塗光明等人在談判中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彭孟緝當場將塗光明、曾鳳鳴、林介三人槍斃,彭清靠則被捆綁一夜後於7日釋放。3月9日,增援部隊登陸後,就到處搜捕、鎮壓、短短幾日內,高雄市民2700餘人慘遭殺害,受傷者不計其數。

國民黨當局當時鎖定的鎮壓對像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批評政府者,二是「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及其助理人員,三是青年、學生、教員、律師等,以及所有與事件有關係者。陳儀當局自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臺灣的知識界精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民意代表、教員、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已被處決。「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總會及全島17個縣市分會的領導成員及其參加者大多慘遭殺害。其中臺北被殺害的知名人士有林連宗(省參議員)、宋斐如(人民導報社長)、施江南(四方醫院院長)、吳鴻棋(臺灣高等法院推手)、林宗賢(板橋鎮長)、黃朝生(臺北市參議員)、李仁貴、陳屋、徐春卿(同上),林桂端(律師)等。13日,陳複志、潘木枝、陳澄波、張昭田等共26名嘉義士紳被捕,最後在嘉義火車站前廣場遭槍決。高雄市有王石定、王永平、黃賜、許秋琮等34位士紳都被捕,在市政府內槍決。上述精英分子被害的個案舉不勝舉,而且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多少。
經過數天的軍事行動,至3月13日,臺灣全島已完全納入當局的控制之中。隨著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抵台「宣慰」,鎮壓形勢稍有緩和,但是接下來的「清鄉」及持續的「綏靖」工作,又為臺灣社會帶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 3月2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發佈「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主要有兩大目的,一是交出武器,二是交出「惡人」。在「清鄉」期間,許多民眾為了怕家中保留的一些日軍遺留物會引禍上身,50年代的一些與軍器無直接關係的物品也都繳交出來,軍方則照樣全收。由於「惡人」的標準,純屬當局的主觀認定,因此人人自危,什麼時候會成為「惡人」,誰也不敢保證。「清鄉」的時間很長,幾乎延續到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逃台,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相銜接。
在「2.28事件」中,究竟死傷多少?至今仍難有確切的數字,但死難者逾萬人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臺灣現代歷史上的一大悲劇,是國民黨專暴、殘酷統治在臺灣的寫照,也是國民黨日後在臺灣失去政權的歷史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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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是臺灣民眾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腐敗統治的一種自發性的群眾反抗事件,屬於當時全國各省市反對國民黨殘暴統治、反對內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運動,其主要要求是打倒貪污腐敗,進行政治改革,實行地方自治。但是國民黨當局卻給這個事件戴上「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叛亂罪名,進行殘酷的鎮壓,它給臺灣同胞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是深遠的。
「2.28事件」後,臺灣地方勢力元氣大傷,已不可能再向國民黨挑戰,但國民黨的形象也在臺灣民眾中破壞殆盡。臺灣同胞的心底,自此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種子,這也成為威脅國民黨對台統治的最大內在因素。雖然為了安撫臺灣同胞,國民黨派白崇禧、蔣經國等到台「宣慰」,「2.28事件」影響深遠白崇禧宣佈了處理此次事件的四項原則,如調整地方政治制度,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各縣、市長提前進行民選,儘量縮小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等等。但是,因「2.28事件」而造成的省籍對立,卻不是幾條安撫措施所能消弭的。國民黨退據臺灣之後,用各種方法去撫平這道歷史的傷疤,雖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此後數十年,省籍矛盾的陰影仍然困擾著臺灣當局。「台獨」分子更是不斷地重翻「2.28」舊賬,以挑動臺灣同胞對國民黨甚至整個大陸的不滿情緒。有人因仇恨國民黨的暴政,呈現出來的心理反應,連國民黨推行的「國語」運動都加以徹底抵制,許多人幾十年來一直堅持講臺灣話而從不講一句普通話。有人在「立法院」用臺灣話罵國民黨的官員們,臺灣人會拍手稱快。這種情緒顯然帶有「盲目」和「狂熱」的成分。根植於「刻骨銘心」上面的「盲目」和「狂熱」的心態,正是反對黨所需要的「寶貴資源」。「台獨」分子則正利用臺灣人的這種情緒,大搞「台獨」分裂活動。「台獨」分子不斷宣稱,「國民黨從大陸過來壓迫臺灣人,中共也是大陸人,他們的『兄弟』,都不是『好東西』」,不斷利用島內的省籍矛盾來煽動臺灣「獨立」!
在臺灣生活幾十年的蔣經國對臺灣同胞的這種「情緒」,始終很不理解。蔣認為他在臺灣搞了那麼多改革,可臺灣人還那麼反對他而感苦惱。他雖然說「我也是臺灣人」,想借此來緩解「省籍」矛盾,但是臺灣同胞仇恨國民黨政權的心態一點也沒有減少。「2.28事件」真相依然迷霧重重,臺灣人民的悲憤仍未平息此後,「臺灣進入一段很長的政治冬天」,臺灣同胞與國民黨當局之間、本省籍與外省籍之間產生了嚴重矛盾與隔閡,給當代臺灣政治生活留下了深深的陰影。所以「2.28事件」是臺灣當代史上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它所造成的「二二八情結」,至今在臺灣政治生活中仍然有一定影響。臺灣學者王曉波說過:「我愈發覺得『2.28事件』這一死結非要解開不可,否則永遠成為臺胞心靈深處的隱痛及陰謀者煽動的口實和利用的條件」。

國民黨撤退臺灣後,為鞏固自身統治,又在臺灣實施「白色恐怖」。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臺灣一大批思想進步人士、優秀知識份子被捕、被殺,並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這一時代悲劇對臺灣人民造成難以撫平的傷害。
國民黨逃台之初,黨政系統瓦解,經濟惡化,人心騷動,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黨政權為強化對臺灣人民的統治,確保孤島偏安,在臺灣大搞恐怖、專制統治,並由此拉開了50年代「白色恐怖」之序幕。
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逃前夕,剛接任臺灣省主席不久的陳誠秉承蔣介石之意,通過臺灣「警備司令部」頒佈「戒嚴令」,宣佈臺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態」。臺灣從此開始了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時期,開創了中外歷史上「戒嚴」時間最長的先例。 為了讓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合法化,早在1948年4月18日,國民黨當局就通過了由王世傑等700多名「國大代表」聯合提出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提案,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39條(經立法院通過或追認)或第43條(發佈緊急命令依照的程式)所規定程式之限制」。「臨時條款」通過才半個月,蔣介石便簽發了《全國動員戡亂案》。
5月19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宣佈,自5月20日零時起實行全省戒嚴,除基隆、高雄、馬公3個港口在警備司令監護下開放外,其餘各港一律封鎖,嚴禁出入。該戒嚴令還規定:(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兩市,每日上午1時起至5時止,為宵禁時間,其他各市除必要時,暫不宵禁。(二)基隆、高雄兩市各商店及公共娛樂場所,統限於下午12時前停止營業。(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動攤販,不得有抬高物價閉門停業、囤積日用必需品、擾亂市場之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均需登記手續,接受出入境檢查。(五)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遊行請願等行動。(六)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佈謠言。(七)嚴禁人民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八)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攜帶身份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該「戒嚴令」宣佈有下列行為者處死刑:造謠惑眾者,聚眾暴動者,擾亂金融者,搶掠財物者,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鼓動學潮、公然煽動他人犯罪者,破壞交通通訊器材者,妨害公眾之用水及電器煤氣事業者,放火決水發生公共危險者,未經允許持有槍彈及爆炸物者。按照「戒嚴法」的規定,1946年由「國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法」中保障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十之八九被凍結,人民的人身自由,居住及遷徙的自由,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的自由,秘密通訊的自由、集會及結社的自由,以及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請願、訴願及訴訟權,非現役軍人不受軍法審判等等,都已無從提起。

在頒佈「戒嚴令」之後,國民黨當局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條令,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的專制獨裁進一步強化。諸如「戡亂法」、「戡亂時檢肅匪諜聯保連坐辦法」、「戡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臺灣省戒嚴期間報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臺灣地區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罷工等規定實施辦法」、「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妨害國家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達100多種。這林林總總的「非常時期」法律,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權力大大擴充了,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蔣介石獲得了不少不受「憲法」限制的「緊急狀態處分權」、「連選連任權」以及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戡亂大政方針」、調整「中央政府」機構的組織與人事,並在維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職務終身不變的基礎上,繼續充實所謂「中央民意機構」等等。另一方面,臺灣人民的各種基本政治權利和生活自由被剝奪得越來越少,臺灣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冠以違反「XX管制辦法」,依據「XX懲戒法令」,或扣上一頂「私通共匪」的紅帽子而遭到懲處。
此外,國民黨當局還對所有宣傳工具實行嚴加管制,通過制定「出版法」,以限制新聞、出版的自由。自1951年起,規定不再進行新報紙的登記,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的30多年間,全島只有29家報紙。在「報禁」之下,島內再無不同聲音。 配合「戒嚴法」的實施,國民黨當局在島內實施特務統治,並且由蔣經國親自主持,用以對付逃台之初的亂局和民眾的不滿。
早在1949年7月,蔣介石在高雄召開秘密會議,主導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指定蔣經國、唐縱、鄭介民、毛人鳳、葉秀峰、張鎮、毛森、彭孟緝等人為委員,由唐縱任召集人。該機構的基本任務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蔣介石在臺灣複職「總統」後,又指令成立「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簡稱「台情會」),彭孟緝任主任委員。該機構負責協調指揮國民黨黨、政、軍、憲、特、情機構。不久,「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為「總統府資料室」,由蔣經國一手*持,並接管「台情會」,蔣經國掌握了統治各門派情治機構的權力。至此,蔣介石原先在大陸的「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已失去作用。「中統」改為「法務部調查局」,「軍統」演化為「國防部情報局」和「軍事情報局」,統歸蔣經國手下。為了便於協調和指揮,蔣經國重新將各情治單位的工作範圍加以明確:「法務部調查局」以負責進行社會調查、防止經濟犯罪、貪污和漏稅為主;「國防部情報局」以負責對大陸的「情報搜集」和建立特務網為主;其他情治單位以防共、防島內「暴亂」的調查為主。與此同時,蔣氏父子還要求國民黨中央黨部及社會、海外青年等各部門協同情治單位工作。蔣經國遵照父旨,為「臺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當時臺灣特務之多已發展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原來只在臺灣設立一個站的「中統」和「軍統」悉數搬到臺灣。原來只負責搞軍事情報的各軍種、兵種的第二處即(情報處),此時也插手搞社會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憲兵隊、警察局等,甚至連「國防部」的技術總隊都抓人、辦人。在有限的臺灣島,橫行著「調查局」、「保密局」、「軍情局」、「憲兵」、「總政戰部」、「國防部二廳」、臺灣省警務處等多重特務體系。為了加強控制,特務機構在各階層、各部門、各團體遍佈眼線,並在政府部門和學校中普遍設立安全室。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隊系統到社會各界,特務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七大特工系統中,僅就員警系統而言,其規模、許可權就到了驚人的程度。全島有10萬多名員警,分屬於臺灣省警務處、20個縣市警察局、87個分局、187個分駐所、12698個派出所、5027個警勤區,員警網遍佈島內各個角落。加上另外六大系統的特工人員,臺灣人民隨時隨地處於員警和特務的監控之中。50年代初,蔣經國手下的特工已達5萬人之多。員警、特務和各類情治人員占總人口比例之高、網點之密,恐怕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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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3 09:39:56 | 顯示全部樓層
據有關材料披露,到1958年春,臺灣官方宣佈的顛覆案已達311320件。被捕、被傳訊和受到調查者超過130萬人,而當時臺灣的全部人口還不到1000萬人!!! 國民黨當局逃台後,在「漢賊不兩立」的觀念下,更加仇視共產黨,並冠之以「匪」,在島內一再掀起「反共」高潮。 為把臺灣的思想文化納入「反共」軌道,蔣介石發起「文化改造運動」,發表一系列「反共抗俄」文章,打著三民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旗號,攻擊馬列主義。在學校、軍隊中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倡導「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在高中高職以上學校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實施「反共抗俄」思想教育。狂熱的「反共」文化宣傳遍及全島,瀰漫社會一切領域。在文學領域,國民黨提倡「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為配合「反共」宣傳,國民黨當局還製造了一系列的「共諜案」,製造看得見摸得著的政治對立面。

為了使「保密防諜」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台「行政院」頒佈了《反共保民總體戰綱要》。綱要規定動員全島的人力和物力,實施各種反共戰略。綱要還規定,臺灣公民必須宣誓:「我自己絕不通匪,並不容他人通匪,如違反此誓言,願受民眾大會制裁。」4月14日,臺灣「立法院」修訂了「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擴大懲處範圍,加重懲處標準,擴大軍、警、憲、特的權力。6月13日,蔣介石下令頒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該條例規定:發現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無論何人均應向當地政府或治安機關告密檢舉。人民居住處所有無匪諜潛伏,該管保甲長或裏長應隨時嚴密清查。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或其他團體所有人員,應取具二人以上連保,如發現有圖謀潛伏,連保人與該管直屬主管人員應受嚴厲處分。治安機關對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應嚴密注意偵察,必要時予以逮捕。

為強化對人民群眾的控制,國民黨把在大陸時期所搞的「保甲連坐」制度照搬到臺灣。1953年8月,台「行政院」頒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迫人民互相監視,彼此檢舉,如發現某人是匪諜,被聯保者即使毫不知情,也要受到牽累。1955年6月至8月,國民黨又在臺灣搞所謂「在大陸被迫附匪分子總登記運動」,要求曾在大陸參加共產黨的黨、政、軍、經濟、文教、社會團體及各公私團體者,曾在共產黨的工商機構、宗教組織工作過的人,曾接受過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社團、文教、民運、鄉鎮工作等訓練的人,曾受共產黨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間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辦理登記。用當時臺灣省主席嚴家淦的話說「凡是匪諜以及態度不暗不明、模稜兩可的人,都將視為危險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由於國民黨當局頒佈的登記標準本身就是「灰暗不明、模稜兩可」,因此誰有「嫌疑」,完全由特務胡亂判定。當時有些情況荒唐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如《時事雜誌》的創辦者童軒孫本人以及所辦公司的經理、會計、職員一起被捕,詢及原因,竟然是因為特務從他家抄出一本《湯姆索亞歷險記》,特務們居然把作者馬克.吐溫誤看成為馬克思。又如後來獲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先生的母親張明璋,僅因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期的同窗,便被扣上一頂「掩護匪諜」的帽子,被捕入獄。諸如此類例子,多如牛毛,舉不勝舉。1950年5月,蔣經國宣佈已破獲匪諜80餘個單位,其中僅「蘇藝林案」就逮捕100多人。曾擔任過臺灣行政長官與浙江省主席的陳儀,總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第4站總監陳寶倉中將、陸軍聶曦上校等,也均因牽入不同的「通共」案件而被處決。 江南著《蔣經國傳》中曾這樣記載50年代初的臺灣:「翻開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某某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標題,一周出現好幾次。保密防諜的口號,透過各種傳播媒介,普及全島每一個角落,以匪諜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台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未經司法程式,丟進海裏餵魚的不計其數」。
「2.28事件」被國民黨援軍鎮壓下去後,臺灣的政治氣氛頓時為一片「白色恐怖」所籠罩。那些為特務利用、參加治安維持隊的天真、熱情的學生,首先遭到被殺害的厄運。但是,倖存下來的「臺灣學生聯盟」的進步學生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據學運領袖之一的吳克清說,因為他們在「2DangerCode;28事件」中看到中共地下黨員的獻身和犧牲,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因此在「白色恐怖」中紛紛有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有一部分地下黨員轉入山區堅持遊擊戰爭。事實上,據國民黨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地下黨員人數,經歷了一場「2.28事件」後,反而從70人急增為285人。然而,總的說來,戰後臺灣的學運在「2.28事件」後,不得不暫時在校裏沉寂下來,學運的主要領導人如郭琇琮、吳克泰、陳炳基、葉紀東等人也潛入地下,參與及領導了一場更加艱巨而全新的鬥爭。1947年,在內地的臺灣省公費生組成的「臺灣同學會」,利用暑假,組織演講團,在臺灣各地開展巡迴演講,介紹大陸學生運動的情況,傳播新的思想。通過這一新的啟迪與鼓舞,一度沉寂下來的校園學生運動,又從1948年春天開始逐步高漲起來,到了1949年春天,也因台大和師範學院發生的「四六事件」而達到戰後臺灣學運的高潮。但是,沒過多久,這股嚮往「紅色中國」的左翼勢力就被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狂潮淹沒了。
「2.28事件」後,臺灣社會秩序表面上恢復了平靜,實則人心仍然浮動。當時大陸局勢多變,國民黨政權連連敗退,各地學潮風起雲湧,臺灣亦不例外,台大、師院兩校學生,先後聯手走上街頭示威,表達對當局的不滿。4月6日,臺灣警備司令部出動大批軍警,突然包圍臺灣大學和臺灣師範學院,逮捕數十名從事民主宣傳活動的學生,通緝若干進步人士,此事史稱「四六事件」。經過「四六事件」的打擊,校園和社會中的反國民黨勢力又被瓦解。
3月21日,台大學生在羅斯福路校本部集合,整隊出擊,師院學生也整隊出發,隊伍約千餘人。兩隊會合選出十多名主席團指揮遊行,並派人擔任糾察維持秩序,遊行隊伍沿途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高呼「反內戰要和平」、「反飢餓提高公費」、「員警無權打人」。遊行隊伍抵達員警總局的大門口,靜坐抗議,由主席團代表學生向局長提出五項要求,局長口頭應允,以免事情擴大。這次遊行請願和平落幕,學生各自解散回校。

經歷了一場「2.28事件」後,絕大部分的臺灣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他們苦苦地思索著臺灣往何處去?事實上,大部分進步的臺灣青年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了,他們後來便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台大醫院裏第三內科主任許強與王耀勳、蘇友鵬等部分醫生在郭琇琮等人領導下,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以極大的熱忱,研讀巴金、茅盾、老捨、魯迅等30年代的作品。
1949年9月,以基隆中學師生逮捕事件為序幕,針對所謂的「匪諜」或「潛存的反政府組織」,國民黨情治系統在全省各地同時展開了秘密逮捕行動。郭琇琮、王耀勳等左派領袖人物突然在家裏被秘密逮捕。1950年5月13日,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和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同時被捕。這就是有名的「台大醫院案」。4位醫師從台大醫院被押送到保密局以後,首先是填寫各自的基本資料,然後就把衣服、皮帶、鞋子脫下,交給衛兵檢查。結果,衛兵竟然從蘇友鵬西裝外套的口袋,搜出一本魯迅的《狂人日記》,這本《狂人日記》則成為「叛亂罪」的惟一物證!

1950年9月7日,軍法處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王耀勳等10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另外,謝桂林醫師等4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11月29日的《中央日報》刊載了「潛台匪諜14名昨晨被執行槍決」的新聞。
此外,包括原國民政府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原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原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動謀反」的罪名而遭殺害,其中又以「吳石案」最為典型。吳石原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大陸期間由中共地下黨策反,提供蔣軍佈防機密資料。1949年,吳石奉命跟隨國民黨來台,利用其軍事首腦的地位,收集機密軍事情報以作為解放軍進攻臺灣的參考。1949年11月,中共華東局派朱諶之利用在台的親戚關係進入臺灣,與吳石聯繫傳遞情報。朱諶之與吳石一共見面7次,同時又與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繫。1950年2月,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盤托出,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並將吳石隔離審訊,查出一批擔任其內線的高級軍官。 國民黨當局濫殺、捕殺中共地下黨員、左翼人士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臺北街頭、火車站、公共場所,處處可見臺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佈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殺」。

臺灣學者王歡所著的《烈火青春》是這樣記載的:1950年5月14日,宜蘭羅東鎮上有一戶馮姓人家,門口斜倚著幾個年輕女孩,這是馮家20歲的女兒馮守娥和她同學在屋前納涼閒聊,天南地北,還不時傳來陣陣歌聲。突然,銀鈴般的笑語戛然而止,少女們抬頭望著突兀的來人,對這幾個不速之客,馮守娥直覺不妙,好像大禍要發生。來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開口,「馮守娥在這裏嗎,她人在哪裡」,一群人七問八問地就認出了馮守娥。他們說要找她去問話,她只好跟著他們走了。「才一小段路,我看見離我家不遠處停了一輛吉普車,車上有七八個人,我赫然發現我哥哥也在裏頭。車上有一個人,似乎被打得不輕,當時他指認了我,我就這樣被帶走了」。現年68歲的馮守娥回憶著當年被捕的情景。這一去,4個多月音訊全無。馮家親人不知道這兩兄妹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們下落何方。這一去,懷抱著讀書救國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獄中困鎖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馮錦輝在1950年10月遭槍決。
高雄女中英語教師陳永生因不滿「白色恐怖」,向友人說了孫中山先生主張「容共」,但是現在的政策卻和孫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檢舉於1952年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國民黨還以「涉共」罪名逮捕錢靜芝等35人。1951年,張伯哲等63人被控以秘密結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討論當局施政情況,並以激烈文字張貼標語,抨擊「政府」,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及12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1953年5月28日,出身嘉義市的青年張棟材,背著「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的罪蔣宋夫婦野餐即景名,在晚春的臺北馬場町刑場淩晨被槍決。
一位臺灣著名作家在《啊!那個年代,那些人……》一文中這樣寫道:「對在臺灣的事實與想像力中的中共地下黨恐怖掃蕩,集中、全面進行3年(1950-1953),估計被槍決的有3000到4000人,長期監禁和有期監禁者8000到10000人。但在實際上,以匪諜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羅織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問和處決、監禁,終30年戒嚴時代未嘗中斷」。這些冤假錯案埋下了臺灣同胞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仇恨與長期不懈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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